汉初陆贾经历了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两次政治变动,凭借其丰富的政治阅历,直接总结秦亡的教训,提出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
(《论语·宪问》)在孔子的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君子,才能达到内圣,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1912年教育改革过程中决定从小学到学都不专设经科,儒学及其典籍只是作为历史上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和学术思想分别在哲学、史学、文学等学科中被学习研究,使儒学丧失了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

即使在道德领域内,儒学的真正试金石也只能是在实践中所造成的人格,即古人所说的‘气象或‘风范。所以先儒一直强调道在伦常日用,强调既高明又道中庸,强调即用显体。对此,蒋庆批评到:新儒学使儒家的政治理想不能落实列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中,从而使儒家的天道性理挂空飘荡,成为诱人玩赏的无谓光景。儒学现代转型的逻辑起点是如何对传统儒家的核心价值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余英时说:现代儒学的困境则远非以往的情况可比。
学派的分化也是对内圣外王核心思想的解构。主外派是孔子弟子子夏开创的,其思想倾向重礼、博学,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推天及人,重视现实政治参与,发展出法治,对法家的形成影响很大,在先秦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荀子。于是,白鹿原,泥土深处既荒凉苍茫,更野气横生,蓬蓬勃勃。
在小说中,他与白嘉轩形成了一种善与恶、智慧与实力、正义和虚伪的较量,令人惊心动魄。天的德行是施与,地的德行是化育,人的德行就是仁义。长工鹿三的父亲在白家干了一辈子,与白秉德一直关系友好,白秉德还出面掏钱为鹿三连订带娶办了婚事。白嘉轩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与其良好的家风教教分不开。
又因居灞水(灞河)之上,故古代又称灞上。朱先生的精神内核就是仁义,他为自己的两个儿子起的名字——怀仁和怀义就是希望把儒家的仁义观念代代相传下去。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白鹿原》描述了从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史在关中地区的白鹿原上的风云变幻、家族兴衰、民族变迁、历史动荡,从家史、村史、家族史的角度展现了20 世纪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文化根源与心理结构。这里又是陈忠实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其作品必然性地溶入了这片土地上方方面面的文化滋养。这就以人的道德性彰显了人在天地之间最为尊贵的特殊地位。
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做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尊严的人、以仁义为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个人都不能不流泪,都不能不体会到一种精神放逐的痛楚。仁义是人道的主要内容。
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热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反过来有的财东想让长工干活还想勒扣长工的吃食和薪俸,那长工还有啥心劲给你干活?这样,财东想要雇一个顺的长工和长工想要择一家仁义的财东同样不容易。她对白嘉轩说:你不让我做人,我也不让你做人。

小说深刻地揭示了鹿子麟家风不正,教子不严,是白鹿家族里鹿氏着一股儿的根深蒂固的弱点,这个不正、不严也就是鹿子霖这个人一生的写照。鹿子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道学。
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人者,仁也,包含着儒家精神中讲仁义、重人伦、尊礼法、行天命的深刻内涵。朱白氏身子一颤,不再觉得难为情,真如慈母似的盯着有些可怜的丈夫……这说明朱先生本人面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冲击,中国传统的精神家园已渐渐地远离我们时的无力和留恋。在饥荒时自己提出要离开白家,因为他不想在白家白吃白住,而拖累了白家。白鹿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支配下的一个原始意象。
《易传•说卦传》亦云: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他运用宗法的权威,修葺祠堂,强化村民的宗法意识以及对道德伦理的情感与信念。
这是揭示易的本质是一物含天地人三才,其中阴阳二气的构成了天道的运行的方式,刚柔材质构成了地道存在的形式,仁义道德则人道所独有的。先生的一生,布衣自足,不慕荣利,以耿介廉洁自守,具冰雪之操,追求着一种淡泊明志的隐居生活。
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山东模仿《吕氏乡约》创办乡村学校,推行乡村建设,影响很大。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文化根深叶茂,在白鹿原上形成了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厚积淀。
《吕氏乡约》以德礼为先、为重,以惩罚为后、为轻,符合儒家德礼为政刑之本,政刑为德礼之末的基本治理思想,不同之处是传统的德礼政刑治理模式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以皇帝-官吏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官方治理,而《吕氏乡约》则是以乡绅-村民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民间自治,反映了宋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方向与模式的变化。忠要忠得其所,白嘉轩是个仁义的好主子,他又是一个自尊,自信的长工,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人的信任,心地踏实地从白家领取仪定的薪俸,在他看来,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白嘉轩与长工鹿三从父辈起就结下友谊,兄弟相待至死不渝,成为一种儒家道德意味的主仆关系。牛兆濂字梦周,号蓝川,蓝田县人,清末关中大儒,家就在白鹿原下。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旦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他们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主要人物,他们无需政权的介入,也不使用强制的方式,他们采用的是儒家文化的力量,遵循的是儒家文化价值,依靠的是自身的人格魅力。
第二章描写他到南方后,同仁们不提讲学之事,游山玩水,吃酒戏谑,甚至寻花问柳,弄得他大发雷霆: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感。显然,陈忠实选取白鹿原以及白鹿意象是因为白鹿原具有典型的关中文化特色,白鹿意象具有原型意义,可以反映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当代文学只有立足本土文化,在探寻出本民族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吸收世界其他文化的精髓,实现与世界文学的沟通,进而走向世界。张载之后,关中金元时期有杨涣的户县之学,杨天德,杨恭懿,杨寅子孙三代的高陵之学,但影响有限。
受此蔚为风潮的寻根文学的熏染,陈忠实开始构思《白鹿原》。关学是产生于周秦故地的一脉儒家学派,一般把它划为理学之中。总之,在村中重大事情面前临危不乱,不论是在土匪动乱、灾荒饥馑、瘟疫肆虐,还是在时代变迁的关键时刻,都以儒家实用理性的态度、自强不息的精神、刚毅执著的性格、坚强不屈的意志处之,在白鹿原上树立了威望,使仁义白鹿村声名远播。朱先生重新回到白鹿书院,组织起来一个九人县志编撰小组,自任总撰。
如果光讲德治与法治结合,没有礼治与德治和法治配合是不行的。他代表了白鹿原沉淀数千年的道德传统与伦理秩序,就连白嘉轩也认为朱先生是圣人。
白嘉轩的仁义集中体现在对待下人的关系上。以牛兆濂为原型的朱先生,作为儒家文化的正统传人,他与白鹿书院就成为《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中心,成为影响世道人心的道德源泉。
在白鹿原上能与朱先生称友人为数不多。这一举动震动乡原,感动县长,县长亲自为白鹿村树立仁义白鹿村石碑,白鹿村从此被人称为仁义庄。 |